转基因：科学之外的方方面面 ( 抵制农业生物技术的全球风险)
抵制农业生物技术的全球风险
Calestous Juma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开发实务教授兼科学、技术及全球化项目主任
前进之路：
世界人口不断增长，这意味着到2050年，粮食需求将几乎翻倍，生物技术可帮助提高粮食安全性，可提高粮食营养价值——因此可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健康状况。农业生物技术帮助实现了作物的遗传改良、土壤生产力的提高及杂草和害虫治理能力的增强。遗憾的是，这一潜力很大程度上尚未被非洲国家所利用，而这些国家持续的粮食短缺则波及甚广。
• 生物技术有潜力使人们更容易获得营养价值更高的食物，改善劳动者健康状况，从而降低医疗保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 一些非洲国家对转基因食品日益强烈的抵制形成了严厉的政治氛围，在这种氛围下，这些国家的政府部门正在制定严格的监管规定。
• 为充分利用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很多应用，非洲决策者应考虑是否在过度监管转基因作物。
• 农业需要被视作一种知识型创业活动。农业中的明智投资将在经济的诸多领域产生倍增效应，并有助于促进繁荣。
对营养食品的需求在持续增长。到2050年，人口增长可能将使全球粮食需求几乎翻倍，发展中国家将变得更富裕，其日常饮食中将需要更多的卡路里。我们将需要在农业用地不断减少和气候变化所致的生态制约下满足这一需求。世界将需要更多的技术来迎接这一挑战。
生物技术有助于满足对营养食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其有助于提高粮食安全性，还可以通过提高粮食营养价值从而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健康状况。在农业中，生物技术帮助实现了作物的遗传改良、土壤生产力的提高及杂草和害虫治理能力的增强。遗憾的是，这一潜力很大程度上尚未被非洲国家利用，这些国家持续的粮食短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除可提高作物生产力外，利用生物技术还可培育更有营养的作物、生产更多的粮食、提高家庭收入、让数百万人过上质量更高的生活。全球约2.5亿儿童缺乏维生素A，这使儿童免疫力降低，也是其最大的致盲因素。其他维生素、矿物质及氨基酸也是维持身体健康必须的，缺乏这些物质将导致妊娠和分娩期间发生感染、出现并发症，且影响儿童发育。生物技术有潜力使人们更容易获得营养价值更高的食物，改善劳动者健康，降低医疗保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生物技术有潜力提供更有营养的食品，同时可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益。”
生物技术革命
2013年，全球27个国家的1800万农民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其中逾90%是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资源贫乏的农户。让这些农民获益最多的是棉花。比如，从2002年到2010年，苏云金芽孢杆菌(Bt)棉花帮助印度农民增加了94亿美元的收入，杀虫剂用量减少了一半，产量翻了一倍，使印度从棉花进口国变为了主要出口国。
非洲在稳步参与生物技术革命。2011年南非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230万公顷。西非的布基纳法索2010年Bt棉花种植面积为26万公顷，2011年增加到了30万公顷。其2009年转基因作物采用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2011年，埃及种植了近2,800公顷Bt玉米，相比2010年增加了40%。
非洲国家的后发优势是可以使用第二代转基因种子。非洲农民可以利用技术飞越，从转基因作物获得高回报，同时可减少化学品的用量。2010年，鉴于第二代转基因棉花的预期收益，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宣布计划开始种植转基因棉花。随着人们对生物技术认识的不断加深及其经济效益的不断凸显，生物技术革命性采用的大门已经敞开，未来转基因作物的种类还将不断增加。
虽然存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减缓或禁止使用转基因技术的重重阻力，但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连续增加18年。趋势表明，随着可利用性状的增加，未来的转基因作物决策将由本地需求驱动。比如，能耐受干旱等各种胁迫的作物可能会吸引非洲农民的兴趣。“非洲节水玉米”项目便是私人和公共部门携手合作的创举之一，该项目由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及孟山都公司共同主导，并获得了霍华德•巴菲特基金会和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
预防原则
“为充分利用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诸多潜力，非洲应考虑是否在抵制和过度监管转基因产品。”
虽然转基因作物有潜力大幅提高作物和牲畜生产率和营养价值，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抵制形成了严酷的政治氛围，如此而来，严格的法规制度正在制定之中。限制性法规大多是依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制定的。《卡塔赫纳议定书》的中心思想是“预防原则”，即如果产品有任何假想的危害（即使无科学证据证明其有害），则让政府限制将该产品释放到环境中或限制其消费。这一方法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所采用的食品安全实践不同，WTO允许政府在有充足的科学证据证明有害时限制产品。
在预防原则之下，公众认知足以引起对此类产品的禁令。寻求严格监管的人士引用了不确定性，比如，基因从转基因作物向其野生近源种的水平转移。还有一些人士表达了担忧——转基因作物中除草剂抗性的发展可能导致“超级杂草”。某些人提出了对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的安全性的担忧。有些还担忧农民要依赖外国公司提供种子。
此类预防性法规已延伸到了非洲国家，这些国家实施的成本超出了其承受范围。这些法规也往往与提高粮食产量的巨大需求冲突。随着发达国家撤出其在农业中的投资，农业科学国际援助专用款项已经减少。
1999年6月，五个欧盟成员国（丹麦、法国、希腊、意大利、卢森堡）正式宣布其有意在标识和可追溯性规则出台前暂停转基因产品的授权。这一决策是在发生一系列食品相关事件后制定的，比如，英国的疯牛病事件和比利时的二恶英污染事件。这些事件破坏了欧洲监管系统的信心，并且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担忧。以往的食品安全事件往往会塑造公众对新恐慌的认知。这大多发生于经济全球化的早期，彼时，风险和收益尚不确定，尚有争论。
这一争论大多发生在对环境问题的认知提高（源自为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做准备而大量投资于公众环保宣传）的时期。很多活跃团体组织了围绕很多问题的活动，比如，消费者保护、感知的企业主导地位、传统农业实践的保护、有害废物的非法倾倒、为反对引入转基因作物而推广有机农业。各方合力使对转基因作物的反对成为了全球政治挑战，促使面临转基因生物(GMO)相关争议的国家通过多边外交圈寻求解决方案。
欧盟做出暂停决策后有两项重要的外交进展。首先，欧盟使用其影响力说服其贸易伙伴采用类似的体现预防原则的监管程序。其次，美国、加拿大、阿根廷于2003年将此事提交到了WTO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欧盟是主要贸易伙伴，所以非洲国家选择了更严格的方法，部分原因是它们受到了外交压力（他们与美国的联系大部分是通过粮食援助项目产生的）。
非洲的挑战
“转基因食品在新兴国家有潜力使供应者和消费者的生活发生革命性变化。”
2006年，WTO发布了其关于争论的最终报告，结果大部分围绕的是程序问题，并未解决争论的根本原因，比如，“预防原则”在WTO法中的角色、转基因食品是否与其传统对照物实质等同。但那时大多数非洲国家强烈反对生物技术的文化已根深蒂固。例如，开发出抗虫害转基因土豆后，埃及却拒绝批准其用于商业用途。这一抵制发展到了非洲不再接受美国提供的作为粮食援助的未粉碎转基因玉米的地步。2001–2002年的严重干旱让1500万非洲人遭受了令人绝望的粮食短缺，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等国家担心重点是种植而非食用，所以拒绝了转基因玉米援助。
与粮食安全有保证的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同，转基因食品在新兴国家有潜力让供应者和消费者的生活发生革命性变化。为充分利用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很多应用，非洲决策者应考虑转基因作物是否在被过度监管。
在尼日利亚，一项对生物技术认识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被调查者对生物技术有一些认识，但对生物技术产品并非如此。大多数被调查者倾向于接受转基因作物的引入，若证明转基因食品比非转基因食品更有营养，则愿意食用。但是，被调查者的风险感知表明，虽然更多人赞成引入转基因作物，但他们认为尼日利亚目前的制度准备状态还不适于GMO的批准和放行。
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如果价格低或在下降，那么非洲农民种植作物将是不成功的。此外，转基因作物监管和批准难题使获得种植某些作物的商业许可证困难重重。而且周边国家通常也必须批准类似的法律，以涵盖可能源自风媒异花授粉等的责任。法律中的生物安全监管和严格的责任规定往往阻碍转基因作物研究的发展，并可能对区域贸易造成不利影响。
鉴于这些原因，潜在有益作物的批准和使用往往困难重重。尽管有潜在挑战，但生物技术有潜力提供巨大的收益，并有潜力向非洲有需要者提供获取更多食物的方法。非洲部分地区的食品行业领导人倾向于逐案考虑该事，而不是采用生物安全性通用方法。事实上，生物技术监管的趋势似乎是遵循更为不同的路径，这反映了独特的国家和地区属性。这部分是因为，当国家寻求保护环境和人类安全的需求和促进技术进步的需求之间的平衡时，监管实践和生物技术发展趋势往往共同演化。
衡量GMO的影响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不同于工业化国家的一系列独特的风险。”
科学的进步让科学家可以将其他植物的性状插入粮食作物中。转基因作物的大规模种植始于1996年，如今，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比例分别为大豆超过79%、棉花70%、玉米32%、油菜24%。转基因作物的快速普及表明其为农民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总体而言，因杂草治理成本降低，害虫所致的损失减少，农民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产量提高了。转基因作物的操作比传统化学杀虫剂和除草剂更安全，劳动者安全性提高了，花费在田间的时间减少了。
虽然对农民的供应方益处明显，但尚不完全了解遗传修饰如何影响这些作物的市场价值。保持技术成果恒定的情况下，任何收益往往都会随着时间消散。世界不能运用统一的标准来管理新技术。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不同于工业化国家的一系列独特的风险。新技术可能要求当地不具有的培训或监控能力，这可能增加与其使用相关的风险。缺乏农药使用培训情况下导致食品污染、中毒及农药抗性已证明了这一点。此外，随着发展中的非洲对这些平台技术的继续探索，缺乏一致的监管、产品登记及有效的评估也是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也许非洲国家最重要的生物技术研究和教育机会在于，随着基因组测序成本的下降参加基因组学革命的可能性。2008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共同发现者詹姆斯•沃森让454 Life Sciences公司完成了他自身基因组的测序，当时的价格是150万美元。一年后，一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公司Applied Biosystems称，其以不到60,000美元的费用完成了一位尼日利亚男子的基因组测序。2013年，另一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公司Illumina宣布，其能以约1,000美元的费用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
几十个对非洲具有农业、医疗及环境重要性的基因组的测序已经完成。这包括水稻、玉米、蚊子、鸡、牛，及几十种其他植物、动物及人类病原体。非洲面临的挑战是培养生物信息学能力，以了解基因的位置和功能。通过基因组注释，科学家可以了解基因的作用，了解其对农业、医疗、环境管理及其他领域可能的贡献。这一领域可以给非洲科学树立一个新目标，可帮助将这一地区融入全球知识生态。这是非洲实现技术跨越的又一个机会。
转型机遇
“…农业中的明智投资将在经济的诸多领域产生倍增效应，并将有助于促进繁荣。”
科学和创新一直是推动农业发展（具体而言）和经济转型（总体而言）的关键力量。更具体而言，通过将科学知识运用到创业活动从而给农业生产增加价值的能力是经济史上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但科学和创新只是帮助将非洲农业转变为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机遇之一。还必须努力打造区域市场，从而为农业生产提供新动力，新一代非洲领导人必须帮助非洲大陆专注于长期经济转型。农业应被视作一种知识型创业活动。农业中的明智投资将在经济的诸多领域产生倍增效应，并将有助于促进繁荣。更重要的是，未来的技术选择大门必须敞开。长远而言，不采用农业生物技术承担的风险比及时采用的风险要大。
节选自Juma博士对2014年美国国会农业生物技术小组委员会听证会的评论：
“转基因作物最大的益处是经济上的，这源自产量提高和抗病虫害带来的收入增加…
“其次，转基因作物提供了生物性强化关键作物的能力，这对面临维生素A缺乏症问题的很多国家尤其有帮助（比如，乌干达的“黄金香蕉”和菲律宾的“黄金大米”）…
“最后一点，转基因作物所需的农药施用量较少、增加农业产量所需的耕地减少、削弱了气候变化的影响（通过培育抗旱作物），因此其具有环境效益…
“权衡证据后表明，转基因作物呈现的风险并不大于其传统对等物，其经济、营养及环境效益是广泛的。但是，有需要的农民和消费者能否获得上述作物主要取决于监管机构和每个国家是否设立漫长而成本高昂的审批程序，及公众整体对转基因作物是否抵制。”
作者
CALESTOUS JUMA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开发实务教授兼科学、技术及全球化项目主任
Twitter：@calestous 和 @africrop
文章英文版请点击查阅：